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樊发稼 浩然的快乐与苦闷-

来源:平凡文学小说网    时间:2021-04-05




  今年2月20日下午4时许,我下楼取来《北京晚报》,头版一行黑体字标题突然噌一下跃入我的眼帘:“76岁作家浩然病逝”。
  深切沉痛之余,我一直沉着的心反而生出一份轻松:阿弥陀佛,他终于解脱了。
  浩然同志患重病多年,一直以惊人顽强的意志和毅力与病魔搏斗着。若换一个人,说不定生命的句号早已画上了。由于我目睹过多位亲友为无法治愈的恶疾饱受痛苦煎熬、求速死而不能的惨烈情状,我是赞成实施“安乐死”的,让绝无希望康复的垂危病人安详、体面地告别人世。现在浩然终于不再受万恶病魔的疯狂折磨了,对他来说,不啻是一种虽然无奈,却是最彻底的解脱。
  
  一
  我知道浩然(本名梁金广)的名字,早在五十七年前的1951年。我正读高一,已开始向报刊投稿。当时北京有个刊物叫《新中国妇女》。一次该刊表扬一批模范通讯员,其中“事迹”最突出的是“梁浩然”,他在一个月内为刊物写了100多篇稿子。我从此记住了他的名字。四十多年后的一天,我向他提起这件事,他哈哈大笑,说:“多数是豆腐干式的消息报道,给编辑部写封信反映情况也算是一篇稿子。那时我写稿确实积极,白天劳动一天,晚上写稿常常写到深更半夜。那时的练笔对我日后的创作很有帮助。”
  “文革”前,我就很喜欢浩然的作品。《青春之歌》《红岩》《红日》《林海雪原》等文学名着,我只读过一遍,唯独浩然的《艳阳天》我仔仔细细阅读了两遍。我认为在文学语言、艺术结构、人物形象的塑造等等方面,《艳阳天》一点也不比那几部长篇小说逊色,它在我国当代文学史上理应占有重要位置。
  一个有趣的现象是,许多当代着名作家是从写儿童文学起步,一旦成名,就不再染指被轻视为“小儿科”的儿童文学。但热爱祖国下一代的浩然,在从事成人文学创作之余,一直不忘为孩子写癫痫病能不能治疗好作,成为中国罕有的既写成人文学又写儿童文学,并卓有成就的“两栖作家”。他一生创作发表了数以百计的儿童文学作品,单是结集出版的,除中篇儿童小说《欢乐的海》《长城的子孙》《勇敢的草原》《七岁像嫩芽一样》等外,短篇集就有《小河流水》《机灵鬼》《幼苗集》《小管家任少正》《翠泉》《翠绿色的夏天》《七月槐花香》《弟弟变成了小白兔》《浩然儿童小说选》等等,他晚年创作的《乐土》《活泉》等自传体小说,实际上也是儿童文学作品。他的儿童小说多次获全国奖,他是一位“货真价实”的儿童文学作家。1990年我主编《中国当代儿童文学作家小传》一书,写信向他约稿,他很快亲笔写来一篇《我要多为儿童少年们做点事》,落款注明写于“1990年4月20日三河泥土巢”。他在这篇小传中说:“我的儿童文学创作的素材,都来源于我乡下的朋友的儿子、孙子的身上,也偶尔写写我的儿子、孙子和外孙女。”“如今,我和卧病的老伴住在燕山下、�t河边——我生身养命的冀东故乡体验农村的新生活,同时写着我的自传体小说的第二部分《活泉》……争取六十花甲之前送到少年朋友手里。”这篇小传文字寄来后不久,一丝不苟的浩然又来信要求修改他自认为不顶妥帖的话,我当即复他一信。写于1990年5月9日的信我说道:
  “我期待着你的《活泉》的问世。这部写你少年时期生活的作品,我想必定是老少咸宜的。你说这部作品‘表现的是真实的我,说的是真心的话’,这太好了。唯有‘真’的东西才能打动人心……看来你并不厌恶戴‘儿童文学作家’这顶帽子,不像有的颇有名气的作家那样。你乐于而且极为积极认真地为《中国当代儿童文学作家小传》一书供稿,也确凿地证明了这一点……近读《北京晚报》,悉你将不久前获得的1500元奖金全部捐献,令我感动。远不是所有有钱的作家都像你一样慷慨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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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1998、1999年我受命选编《1949—1999中国当代文学作品精选·儿童文学卷》(冰心、樊发稼主编,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9年9月版),入选该书的7篇“文革”前的儿童小说中,就有浩然的一篇极富农村乡土生活气息、儿童情趣十分浓郁、曾在第二次全国少年儿童文艺创作评奖中获奖的《大肚子蝈蝈》。
  
  二
  浩然虽然是个名扬四海的大作家,但他始终保持着难得的农民质朴、淳厚和善良的本质,没有半点“大作家”的架子,待人热情真诚,极重友谊情分。2000年3月,北京作协召开着名工人诗人、浩然的好友李学鳌逝世十周年追思会,浩然抱病从河北三河赶来作协主持会议(浩然时任北京作协主席),由于他患脑血栓语言有障碍,在会后的午餐时,大家要他讲几句话,推辞不得,他激动地站起来只说了声:“好、好,大伙儿吃、吃吧!”此情此景,想起来犹在眼前。
  浩然因在“文革”期间的特殊经历,使他饱受责难。其中一桩“公案”就是所谓浩然参与了对老舍的“迫害”。
  对此他哭笑不得。他曾对我说:“发稼,老舍先生是我极为尊敬的前辈,曾经多次得到过他的当面教诲,我的成名作《喜鹊登枝》1956年就发表在老舍先生主编的《北京文艺》上。我怎么可能会迫害老舍先生呢?实际是在红卫兵批斗他的时候,我是想方设法保护他。”他还讲了江青“赏识”他、“接见”他的事。他说:“要是我愿意,早当大官啦。但我就是一心一意想写东西,不想做官,我也绝对不是当官的料。”他说他一定要将“文革”中的让人误解的奇异经历,详详细细写成一本书,向广大读者交代。并说:“这本书的内容提纲我已经想好了,就是身体不争气,一直没能动笔。”
  惜乎如今斯人已去,我们再也看不到这本书了。
  粉碎“四人帮”不久,一些人发起对浩然成都癫痫病哪家治的效果好的猛烈炮轰,在报上发表了一批“大批判”文章。对此,浩然极为不解,感到委屈,曾一度陷入苦闷深渊而搁笔。
  80年代中,他终于逐渐走出阴影,写出一部反映新时期农村改革的长篇小说《苍生》,此作角逐茅盾文学奖,初选入围,终评中也获得不少评委的称赏,但由于种种原因最终未能问鼎。我认为《苍生》是浩然一生中最光辉的作品之一,是中国新时期长篇小说的一个难得的重要收获。
  《苍生》问世不久,我的同事、青年评论家张德祥在内部刊物《当代文学研究资料》上写了一篇评论浩然作品的文章,我把刊物寄给浩然,浩然看了非常高兴,觉得颇有“知音之感”,要我转达对小张的问候和感谢,并嘱其儿子梁红野将两本新出版的《浩然评论集》送到我单位的传达室,一本给我,一本托我转交张德祥。
  浩然半个多世纪以来,作为“为农民立言,做农民的代言人”,为人正派,创作十分勤奋,创作态度极为严肃,生活上始终保持艰苦俭朴的本色。浩然跟我说过,他年轻时从不睡午觉,写到半夜三更才上床休息是常事。60年代他的《艳阳天》因畅销获得巨额稿酬,当时他拿出100万元作为党费交给了组织。一家企业曾允以百万元重酬,请他作产品广告,被他婉言谢绝。他成大名后,不少年轻貌美的女性向他示爱,他从来不为所动,始终和他几近文盲的妻子终身和睦相守。
  
  三
  我有幸与他在新时期相识,结为好友,感到他非常关注我国儿童文学事业的发展。80年代中期,他出任《东方少年》主编后,不仅为这个儿童文学刊物的发展,也为北京和全国的儿童文学事业殚精竭虑,费尽宝贵心血。1989年5月下旬,他主持刊物作品评奖,为避免种种不必要的干扰,特意将评审会议设在他的住地——河北三河段甲岭镇。会议期间,我们曾到他家中做客,见到了他农妇般的夫人,家中陈设简陋之至,和当地一般农武汉中际癫痫病医院靠谱吗民并无二致。他和地方领导及当地农民关系极好,出门所见,几乎都是熟人。人们热情称他“浩然老师”或“老梁”,他总是谦和地笑笑,与之寒暄几句。他的穿着打扮和“作派”,实与一般农民无异。那时我经常在《讽刺与幽默》报发表讽刺,浩然都能看到。一次参观时,浩然将我介绍给镇上干部时,风趣地说:“你们要小心哦,樊老师会写讽刺文章批评你们!”喝酒时,我随便说了声“这酒好喝”,评审会议结束时他特意送我当地产的这种酒4瓶。浩然一直热情关心和扶持文学幼苗,非常感人。90年代他几次因患中风行动不便,但每年夏季中国少年作家班在北京举行的开学典礼,他必抱病参加。


  大约七八年前,一天中午,我突然在《北京日报》传达室门口与浩然相遇,他一个人半躬着腰,步履蹒跚,一看就是病号的样子。我问他身体怎样,他说还好还好;又问他到这儿来有什么事,他说找人。他说出的名字,是我认识的报社一位记者作家。他说罢,便匆匆和我摆手告别。
  万没想到,这就是我和浩然的最后一次“交谈”。
  那以后,我听说他又一次病倒住院了。见到北京作协的人,我总要打听浩然的近况,得到的回答总是“还在住院,医嘱不让去看。”每每令我黯然颓然,揪心之至。浩然逝世后我才得知,他处于“植物人”状态已有三四年了,他入住的医院竟是离我家仅一箭之遥的“北京东方医院”。这么说,我每月去医院取高血压药,与他只有楼上楼下之距啊。
  听到浩然不幸逝世的消息,真是百感交集。读其文,想其人,一言以蔽之,他真是个大好人啊!
  浩然走了,他留下的许多优秀作品,作为珍贵的精神财富,将永远留在人间。他的离去,是我国当代文学的重大损失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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